乾隆年間英人馬戛爾尼訪華是近代史前夜中外交流的重要案例，也進入了歷史教材，耳熟能詳，而1795年荷蘭訪華使團事跡卻鮮為人知。由于1840年后英法美等西方大國和中國的互動更強，于是荷蘭人訪華的故事易被忽視。全球杰出的荷蘭史專家、漢學家美國人歐陽泰《最后的使團：1795年荷蘭訪華使團及被遺忘的中西相遇史》（以下簡稱《最后的使團》）一書重新發(fā)現(xiàn)和詮釋了1795年這段文明碰撞的塵封往事。

首先，歐陽泰的著述方式是真正的“著史”，而不僅是做“歷史研究”，他成功地把講述故事所需的史料匯齊，如同完成一幅完整優(yōu)美的歷史拼圖，造成了可讀性極強的文學效果。

“著史”和“歷史研究”不同，前者關(guān)鍵是還原歷史面貌，后者重點則是對問題的真相做考辨。該書除序言和結(jié)語，共20章正文，文字描述具體細致，完全基于微觀的史料信息，從荷蘭人訪華的發(fā)端寫到行程結(jié)束，直至使團精英的人生結(jié)局。這似乎與“宏大敘事”無關(guān)，但歐陽泰仍能在各個細節(jié)點上把不同角度的史料匯集、展示、比較和解釋，為讀者解惑。這就像拼圖的人不作任何引導評論，看圖的人自然產(chǎn)生深刻印象。

這樣的寫作方法令著作的故事性非常突出?！蹲詈蟮氖箞F》很多篇幅的寫作方式與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很相似。打個比方，把一部被拆散丟棄的汽車重拼起來，還要能發(fā)動起來，少一個零件都不行，但他們居然把零件都找齊了，而且安裝在正確位置。

作為歷史學家的歐陽泰并非不做“歷史研究”，除了在“序言”中提出問題外，歐陽泰用“結(jié)語”探究了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該書的主題，從荷蘭使團的經(jīng)歷看中西交流。

以前我也曾閱讀歐陽泰的其他著作，他的敘事常有娓娓道來之感。他的《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一書像是千年宏大敘事，而《最后的使團》一書之文風更具特色，像是微觀視角的案例觀察，卻依然能以小見大，甚至給我“仙氣飄飄”之感，讀起來更像是文學作品而非傳統(tǒng)印象中的枯燥考證，趣味性極強，連夜深讀也毫無倦意。

歐陽泰善于發(fā)掘包括日記、回憶錄、文件報告和古舊書籍等各種珍稀史料，因此既能結(jié)合中西大歷史宏觀背景，又兼具細膩描述，剖析各種有趣的微觀細節(jié)。閱讀此書令人有穿越之感，跟隨并沉醉在使團旅行觀光的奇異感覺中，直至讀者思緒隨作者筆端漂流到使團主要人士的晚年結(jié)局而不覺。作者的觀察和思考，不著形跡地滲入各種場景描述中，引人入勝。著作最后部分繼續(xù)關(guān)注使團精英在訪問結(jié)束后的各種經(jīng)歷，包括后來的晚年生涯，這更像是傳記寫作，即對主人公做結(jié)局交代，而早被荷蘭人“歷險”所吸引的讀者，順其自然地被勾住。

荷蘭使團的往返行程縱貫了所謂乾隆盛世的中國，記錄了各地參差不齊的發(fā)展程度，即使在繁華的中心都市也可見窮酸破落的角落。在大運河上乘船經(jīng)東部富庶地區(qū)南歸途中，荷蘭人感覺這在旅途中最為舒適奢侈，而且在北京宮廷也受到乾隆皇帝隆重厚遇；但在走陸路北上時他們走過了很多貧困縣城和山地，感覺受盡了光怪陸離的刁難和冷遇，非但待遇條件較差，還遭遇和目睹了很多不公正和腐敗。如在乾隆在位的最后一年，和珅的腐敗納賄甚至被朝鮮等國使臣所了解并憎恨，可知此人的黯淡結(jié)局早已注定。讀到這些，讀者會有新奇的感受，發(fā)現(xiàn)一個活生生的、復雜的傳統(tǒng)中國，也對這些荷蘭人的堅韌和執(zhí)著表達某種尊敬和同情。這些史實細節(jié)都因歐陽泰有機地組織而暴露無遺。

這本書成功地對中西交流史進行了深刻思考，也是這一研究主題必須面對的。

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在全球史上是件大事，是中國近代史前夜的中歐正式外交活動。遺憾的是，無論中西歷史書寫，還是當時中西人們的看法，馬戛爾尼訪華活動都被認為是不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禮儀沖突和貿(mào)易訴求失敗：清朝希望馬戛爾尼行跪拜禮被拒，而英國希望中國打開口岸通商的想法也被拒。

借助這本書的清晰描述，可看得出荷蘭使團謹慎吸收了英國使團的經(jīng)驗教訓，在很多細節(jié)上刻意模仿、參考和修正了很多做法，終于促成訪問順利完成。荷蘭使者甚至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三跪九叩大禮，也沒有提出貿(mào)易談判要求，把出訪完全辦成了禮儀性的友好訪問。如此徹底的“入鄉(xiāng)隨俗”，令人感覺驚訝。

著作的結(jié)語部分把荷蘭使團和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經(jīng)歷和做法做比較，討論了理論問題。歐陽泰認為荷蘭人有些不愉快經(jīng)歷也屬自然或是“誤會”。由于他對資料的廣泛搜集和科學治史的態(tài)度，流傳多年的一些“研究”和“認識”中的謬誤和消極認知都予以破除。他對中西交流的方式和效果有獨到見解，更強調(diào)不同文明間的尊重和理解，為讀者提供了有關(guān)文明交流互鑒的有益啟示。

最后，也許有人會好奇，為何荷蘭人的訪問能更加順利？和英國使團的最大區(qū)別在哪里？

我認為荷蘭使團更加變通，除了確實用心思考過外，很可能是因為荷蘭人更了解中國人，早于馬戛爾尼碰過更硬的壁。明朝時荷蘭巴達維亞殖民當局侵占過臺灣，荷華商人打交道也是由來已久。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會荷蘭語，和荷蘭人開展過商業(yè)合作，也指揮過抵抗荷蘭人的料羅灣海戰(zhàn)。再考慮到鄭成功收復臺灣和荷蘭人請命幫助清朝收復臺灣；鄭成功接受荷軍投降時簽訂了一個西式的投降協(xié)定，允許荷蘭人按西方軍禮出降；鄭芝龍的兄弟鄭泰在收復臺灣前還曾致信荷蘭殖民當局要求依法保護自己在臺的產(chǎn)業(yè)，和其他歐洲人相比，在前近代，荷蘭人和中國人打交道的程度更深，特別是在外交和軍事方面。

由于環(huán)境氛圍不同，國內(nèi)學者很少寫出這樣的著作，未來希望看到更多這樣文采與考證俱佳、能雅俗共賞的作品。

來源：解放日報，日期：2025-12-27

作者：張曉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